因犯盗窃罪，四川乐至男子刘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然而，一审宣判后，此前认罪认罚也服从判决结果的他无正当理由提出上诉，只为通过二审程序拖延时间，达到不去监狱服刑的目的。而这，也迫使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尽管他此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愿撤回上诉，但也因此受到惩戒。日前，二审法院决定对他增加10天刑罚量，以惩戒其损害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3月9日《成都商报》）
该男子的行为用“偷鸡不成蚀把米”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一审宣判后认罪认罚，并签署了《认罪任罚具结书》，结果其为了拖延时间，达到不到监狱服刑的目的，无理提起上诉已涉嫌滥用上诉权。由于刑事案件属于公诉案件，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在案子进入二审后提出了抗诉，指出检察院是在被告人刘某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基础上作出量刑建议，且被一审法院采纳。而法院也以此为基础，而作出了有利于上诉人的判决。当上诉人违反承诺滥用上诉权，理应受到相应的惩罚，为自己的小聪明付出代价。
众所周知，为了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获得更多的司法自洽途径，《刑事诉讼法》实施了“上诉不加刑”制度。该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不过，上诉权的使用受一定的条件限制，若有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案件自诉人提出上诉，“上诉不加刑”的原则就不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此表明，第二款已构成了第一款的例外条款，这要求被告人在行使上诉权时，应当做到慎重。尤其在刑事案件中，由于在第一审判决时考虑到了各种因素，其“不再上诉”的意味较浓，再加上《认罪任罚具结书》等形式加持，除了有明确的证确作为支撑或有足够正当的理由，推翻之前的判决，非正当理由进行上诉就需要先考量其目的。
2019年4月，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案例显示，被告人姜某某因构成贩卖毒品罪，一审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结果姜某某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提起上诉，经检察院抗诉后，对姜某某作出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的改判。尽管“两高三部”《关于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侧重于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应的权利人在获得从宽处理之后，又可以通过上诉而获取机会成本。否则，用于保护个人权利的上诉权，就会成为一些人用以牟取不当利益的工具。
限制滥用上诉权并不代表着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违背，更非对被告人上诉权的剥夺，相反只有在限制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保护，否则上诉权的滥用。被告人在一审判决时为了获得轻判，自愿认罪认罚配合司法程序并让渡一些诉讼权利，获得了司法机关给予被告人的实体从宽弥补。以从宽而获得轻刑判决，而又以重刑为由提起上诉，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悖论。更重要的是，滥用上诉权不但违背了基本的诚信原则，也损及法律的权威和司法的公正，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在从宽理由已不成立的情况下，滥用上诉权被加刑恰好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在教育当事人的同时，也给公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律课。（作者系天府评论新闻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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