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ol.com.cn(2023-5-8 9:03:05) 编辑：盛飞
| “十四五”以来，我国推进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以城镇人口郊区化迁徙和农民工返乡创业为特征的“逆城镇化”现象开始大量涌现，成为一股影响我国城乡关系变革的重要力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要加大引导城市人才和有技能有管理经验的农民工人员返乡入乡发展，将持续用好“逆城镇化”规律促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摆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如何看待我国兴起的“逆城镇化”现象，如何引导“逆城镇化”规律为新时期城乡融合战略服务，亟待理论上的阐释与研究。
中西“逆城镇化”规律存在较大差异。“逆城镇化”概念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之欧美，本意为“人口从集中的状态向去集中状态的分散化运动”，我国的“逆城镇化”现象起步晚，发展速度快，中西方之间“逆城镇化”规律存在较大差异，总结起来体现在：一是出现时机。西方“逆城镇化”规律主要兴起于城镇化发展后期，是城镇化率达到或超过80%以后城市人口过度拥挤、空气污染加剧、居住条件恶化所引起城镇居民大量外迁、逃离城镇的反城镇化现象。而我国的“逆城镇化”现象则兴起于城镇化发展中期，更多表现为人口在大城市周边的选择性再集聚和城市空间分散化均衡化发展过程的统一。因此从城镇化发展阶段来看，我国“逆城镇化”出现时机更早。二是空间后果，西方“逆城镇化”直接导致大城市中心区的衰退和城市空间的无序蔓延，而我国的“逆城镇化”则推动了大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和空间等级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大中小城市空间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三是发展愿景，西方的“逆城镇化”服务于资本积累和不平衡生产地理构建的需要，是资本追求更高价值增值释放城市过剩产能的空间体现，而我国之目标则是致力于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共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逆城镇化”规律具有特殊内涵。我国的“逆城镇化”规律嵌入于本土的改革实践之中，是21世纪中国城镇化道路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逆城镇化”规律的特色之处主要体现在：其一，是新型城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我国“逆城镇化”现象出现正值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期，因此“逆城镇化”绝不是对传统城镇化进程的中断或停滞，而是推动城镇化发展更充分更平衡的特殊机制。从目标上看，我国的“逆城镇化”规律仍然致力于解决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具体体现。其二，与西方国家市场型“逆城镇化”过程不同，我国“逆城镇化”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政策引导型空间分散化过程。由于农民工群体具有明显的城乡“双栖型”特征，因此推动了城乡双向开放式格局的形成。其三，我国“逆城镇化”规律直接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需要。我国“逆城镇化”现象出现于城乡关系调整的特殊时期，乡村振兴为“逆城镇化”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载体，“逆城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物质和要素前提，有利于加快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引导“逆城镇化”规律为新时期城乡融合战略服务，可以利用中国“逆城镇化”规律三大特征。一是体现为城镇化进程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存在着城镇空间形态不均衡、城市摊大饼与中小城市发育迟滞、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公共服务普惠性不足、农民工市民化融入难等问题，归根到底是城镇化发展长期追求速度而忽视质量所致。新时代扎实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必须灵活运用好“逆城镇化”规律，引导大城市人口向周边中小城市和卫星镇流动的同时，衔接做好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打破所谓的“半城镇化”困局。二是体现为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新机制。新形势下推进城乡融合深度发展，关键是要建立健全城乡双向要素流动的长效制度安排，与单一推进城镇化或单一强调乡村振兴所不同，“逆城镇化”与城镇化共同构建起资源要素城乡双向流动的新途径，高度契合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与乡村振兴共同催生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路径。三是体现为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新抓手。理论上，城镇化致力于解决人的市民化问题，乡村振兴则要解决农业农村发展的滞后问题，两者对于人口和资源的迁移配置方向难以兼容，因此需要新抓手来同步推动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共进发展，“逆城镇化”恰逢其时。一方面，“逆城镇化”属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主动引领城镇化进程均衡高质量发展，促进传统城镇化模式转型；另一方面，“逆城镇化”发展目标又与乡村振兴一致，不仅有利于消除乡村振兴中的生产要素短缺，也为乡村振兴提供“空间载体-社会秩序-制度供给”三维动力支持，成为支撑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之桥梁。 ［作者系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我国城镇化逆城镇化协同发展路径研究”（19yjc710016）的阶段性成果］ |